土耳其军工体系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是否导致国防自主注定失败，当前观察焦点在于其如何通过战略灵活性在关键领域突破限制，又在核心技术上持续受制于人。
战略灵活性突破部分领域限制
土耳其通过非传统手段规避技术封锁，例如在美制F-16战斗机上部署平板电脑系统（UBAS），绕过美国对航电系统的控制，实现国产导弹集成。类似地，其通信系统转向中国设备以摆脱西方监控，体现利用大国博弈争取自主空间的能力。无人机技术成为亮点，TB-2等型号凭实战表现打开国际市场，甚至吸引美国提出合作设厂，形成技术输出优势。
核心装备仍受制于系统性瓶颈
依赖暴露在高端武器研发中尤为明显：
发动机困局：五代机“可汗”使用美国F110发动机，但库存仅支持8架试验机，自研TF-35000发动机进展迟缓；国产“台风”导弹依赖中国早期技术转让，射程与精度提升缓慢，高超音速武器宣传被质疑缺乏技术基础。
产业链脆弱性：军工企业频繁遭遇外部断供（如意大利终止T-129直升机技术支持）或内部袭击（航空航天公司遇恐袭），叠加西方制裁，导致“阿尔泰”坦克研发拖延近20年。
技术自主路径的矛盾与风险
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冲突：土耳其试图通过采购北约装备换取技术转让（如高价购买“台风”战机要求EJ-200发动机技术），同时向印尼出售未成熟的“可汗”战机获取资金，暴露其以市场换技术的功利性策略。
技术获取争议：多国指控土耳其通过第三方“借鉴”核心技术，例如被认为仿制中国霹雳-15的“天空风暴”空空导弹，以及在火箭炮、稀土提炼等领域涉嫌技术转移，引发信任危机。
政治决策的双刃剑效应
埃尔多安政府将国防自主视为政治象征，但摇摆的外交策略加剧技术风险：采购俄制S-400导致被踢出F-35项目并遭制裁，近期又拟退还S-400以重返西方合作框架。这种反复虽为换取技术解禁，但损害战略连贯性，凸显国防自主受制于地缘博弈。
结论：土耳其并未“注定失败”，其在无人机、战术创新等领域证明了一定自主能力，但高端技术依赖短期内难以突破。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平衡技术引进与自主投入，避免政治投机削弱工业基础，同时建立可持续的研发生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