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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D. 万斯在《乡下人的悲歌》这本回忆录里，讲述了自己作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劳工阶层子弟，如何一步步通过参军、上耶鲁法学院，最终从底层跻身美国精英阶层的经历。书中最令人动容的倒不是“逆袭”本身，而是他对阶层滑落那种深深的恐惧：
我们这一代人爬得再高，只要摔一次，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。
这种焦虑，本质上是来源于缺乏家庭资本兜底的脆弱性。成功需要靠自己，但失败却要全家一起承担。
在中国，一个相似的群体正经历着类似的困境。凭借寒窗苦读从县域基层家庭考入985、211等顶流名校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们，依靠个人努力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阶层跃迁，然而在毕业时发现，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上依然布满了荆棘。
当互联网、金融等高薪行业开始缩招、就业市场波动持续加剧，“小镇做题家”们也将目光纷纷投向了考公这条赛道。
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63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清华大学2022届本科毕业生中，近半数进入了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，这一数据的背后，是一代人集体的选择。
舆论常常将此解读为“躺平”亦或是“内卷”，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：对于缺乏原生家庭托举资本的人而言，稳定不是保守，而是一种稀缺的制度性资源。
一、考公，是高考能力的自然延伸
公务员考试中的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》（行测）与《申论》，本质上是一场高度标准化的知识和逻辑竞赛。行测考察的言语理解、数量关系、判断推理，申论要求的材料分析、概括归纳和议论文写作，无不与高考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一脉相承。
如果你去翻翻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考试大纲，就会发现行测“考查应试者从事公务员职业必须具备的潜能”的设计理念，也和高考的选拔逻辑高度契合。
对于“小镇做题家”而言，这种通过标准化考试展现个人能力的模式，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战场，能把过去小二十年积累的应试技巧和思维能力发挥到极致。
相比之下，在绩效评估模糊、晋升不透明、职业路径充满变数的市场化职场中，反而放大了名校生在“人情世故”上的短板。
包括华东师大《大学生职业能力自评调查》（2021）在内的多项高校研究显示，在985高校学生中，近七成的学生认为自己“擅长在明确规则下通过系统训练提升成绩”，但只有三成左右的学生自评“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”。
而公务员考试将分数作为唯一的选拔依据，几乎排除了人情、背景等各种不可控变量。因此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考公的激烈竞争，反而是将“小题做题家”擅长的“努力-得分”机制价值最大化。这不仅是熟悉的战场，更是能力被制度认可的通道。
实际上，当世界变得模糊时，清晰的规则反倒是最大的公平。而高考的胜利者们，也更擅长在这种有规则的战场上去赢。
二、高门槛职业，才是真正的“低竞争”
表面上看，公务员考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2024年国考平均报录比达到了77:1。但往更深了一层想，就会发现这种“高门槛”恰恰构成了一种制度性保护。
因为一旦进入到了体制内，职业路径就趋于稳定。真正“僧多粥少”的，是那些几乎零门槛的行业。
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网约车司机就有698万；活跃的主播数量更是达到了1500万，但头部1%的主播占据了80%以上的流量和收入，绝大多数从业者月收入低于不足五千。
相比之下，清华大学每年本科生的录取人数约为4000人，全国985高校年招生总规模是20万左右。如果将“成为头部网红”视为一种职业成就，那么它的难度可能也并不亚于考入清华。
这也说明了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实：门槛越低的行业，竞争越残酷；门槛越高的职业，壁垒越坚固。学历、党员身份、专业证书等硬性条件，看似是“歧视”，实则是高效的筛选机制。能够自动将大量不符合条件的求职者拒之门外，将竞争限制在少数的精英之间。
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·斯宾塞（Michael Spence）就提出了“信号理论”，这个理论指出：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，学历是一种低成本、高可信度的能力标识。
更重要的是，学历的“变现窗口期”就集中在毕业前后的那几年。大厂虽然在校招的时候极其卡院校背景和学历，但在社招的时候，其实更看重的还是项目经验和实际的产出。
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高门槛的赛道，后续再想要凭借学历突围，难度势必会成倍地增加。
三、确定性，是对抗时代风险的硬通货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三季度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.1%。与此同时，全球科技行业掀起了大规模的裁员潮，Meta、亚马逊等巨头近些年累计裁员人数超过十万，高薪不等于安全已经成为了共识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体制内所提供的稳定的薪酬、完善的社保以及近乎零的失业风险，就成为了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。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岳昌君教授团队，在2021年发表于《教育研究》的论文《疫情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城乡差异》中指出：
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毕业生对“失业风险”的担忧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学生，且更倾向于选择“稳定性高”的职业。
我认为这种选择并非怯懦，而是基于现实约束下的一种理性权衡。对于没有家庭资本兜底的小镇做题家而言，一次职业的失败，可能就意味着整个家族向上流动梦想的崩塌。
而从人生的发展阶段来看，刚走向社会的时候，确实容易对未来产生“无限可能”的幻想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机能、行业周期、家庭责任会逐步压缩个体的选择空间，对确定性的需求只会愈发的迫切。
有趣的是，我观察到进入体制的时间点，往往影响着个体对体制的感知：那些大学一毕业就入编的，越容易抱怨体制规则的“束缚”；而曾经在私企待过、经历过裁员和KPI洗礼的人，进了体制后反而更珍惜这份安稳。
体制还是那个体制，只是参照系变了。只有经历过市场风浪的人，才更认同一艘稳固的方舟，远比可能更快但也更易倾覆的帆船更具吸引力。
四、尾声
或许《乡下人的悲歌》也揭示了一个普世的困境：当上升通道收窄，第一代精英真正害怕的并不是无法登顶，而是再度滑落。在中国，小镇做题家的选择，大概就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。
他们清楚自己会考试、能吃苦、守规则的长板，也明白自己没资源、缺人脉、怕风险的短板。于是，选择将学历这一“硬通货”，兑换为体制内的确定性与长期安全。
我想，人生也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的确存在着最优解。在可选项中做出最理性的选择，真的没什么不对。
不是不想飞，只是需要先确保自己不会掉下来。
毕竟，在风高浪急的时代里，能够稳稳地立于甲板之上，已然是难得可贵的运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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